我国虐待罪案件的披露，往往是受害者受虐过于严重，造成重伤或是死亡，经新闻媒体报道才被公众知晓，绝大多数受虐案件尚不为人知。事实上我国的虐待罪案件并不少见，通过越来越发达的网络媒介，一些虐待行为也被逐步曝露出来，其方式、手段之残忍，更是令人吃惊。那么，我国法律对虐待罪是如何界定的呢？其量刑幅度又如何呢？

虐待罪，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打骂、捆绑、冻饿、限制自由、凌辱人格、不给治病或者强迫过度劳动等方法，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，情节恶劣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虐待行为达到一定程度，才能够成虐待罪。我国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条规定：虐待家庭成员，情节恶劣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致被害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下面就本人对虐待罪的认识，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一、关于虐待罪主体

从现行法律上的解释看，虐待罪的主体有以下几类：一是由婚姻关系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，即丈夫和妻子；二是由血缘关系而引起的家庭成员关系，包括两类：其一，直系血亲关系的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曾孙子女以及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等，其二，旁系血亲关系的兄、弟、姐、妹、叔、伯、姑、姨、舅等；三是由收养而发生的家庭成员关系，即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拟制血亲关系。

事实上，虐待他人产生虐待后果的并不单单是如上所述的人员，比如前段时间报道的，发生在浙江温岭幼儿园的虐童事件，其幼儿园教师应不应该成为虐待罪的主体？又如新闻媒体播报的托老所的工作人员，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又打又骂，不给饭吃，这样的工作人员可不可以成为虐待罪的主体？或是家庭中雇佣的保姆，看管家里的老人或儿童时，对他们打、骂、掐、恐吓等等，这样的保姆应不应该成为虐待罪的主体？笔者认为，这些都应该成为虐待罪的主体，也就是说，该罪的主体既要包括家庭成员，又应包括承担教育、照管、监护、寄养、救助等照护义务的人，因为，既然我们要保护受虐者，就应把所有能够虐待他人的人都列为虐待罪的主体。

二、关于“告诉才处理” 规定

所谓告诉才处理案件，是指受害者要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，人民法院才处理，不告诉不处理。法律的这一规定，主要是考虑到虐待案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，受害者不希望亲属关系破裂，更不希望诉诸司法机关对虐待者定罪量刑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受害者不控告，司法机关就不主动干预，如果受害者受强制、威吓等而无法向人民民院起诉的，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（虐待行为致被害人重伤、死亡的，不适用“告诉才处理”的规定）。

实践过程中，要求被害人承担告诉的义务，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，一般较为困难，有太多不现实的客观因素，比如表达不清无法告诉、行动不便无法告诉等等；由其他家属、邻居举证，可能又以间接证据为主，并不能充分反映被害人所受到过的伤害，证明力差。受害者的自我保护能力相对很有限，属于弱势者，否则也不会存在受虐现象，况且家庭虐待一般具有隐蔽性，难为外人所知悉，更有些受害者是不敢告诉，如果报案后，将来的生活也许会更糟糕，因而“告诉才处理”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家庭虐待罪行的发生和接续，其威慑力远远不够。法律不允许虐待行为存在，但“虐待罪”的规定并没有对受害者作了足够充分的保护，一概而论的 “告诉的才处理”有待调整，笔者认为，现行的规定还不够，应施以必要的社会干预才是完整的。

三、关于虐待罪的刑罚

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，虐待罪所指的虐待行为，必须是情节恶劣才能构成犯罪，“情节恶劣”，指虐待的动机卑鄙、手段凶残，虐待年老、年幼、病残的家庭成员，或者长期虐待、屡教不改等等。即使这样，也只是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范围，致使被害人重伤、死亡的，虽不属于“告诉才处理”的范围，但最高7年有期徒刑的刑罚，给我们的感觉惩罚力度还不够。

与故意杀人罪比较，造成同样严重后果，两个罪名最高法定刑却相差甚多:虐待罪最高七年有期徒刑，而故意伤害罪却可能被判处死刑。笔者认为，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折磨是痛苦的，虐待的过程才是残忍的，是一个人的本质问题，它比人在情绪激动时乱砍乱杀更卑鄙，更可耻，更让人无法忍受！长期虐待比直接杀人更可怕，因为那种活法比死亡更痛苦，为此，应要加大对虐待罪的惩处为度，以示公平。

虐待儿童更应从重处罚。虐待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摧残和心理阴影,严重影响了其身心健康，尤其对正处于成长发育特殊阶段的儿童来说,他们迫切需要关心、呵护,但是一旦被某些教师无情地虐待、摧残之后,使他们变得内向、孤僻、胆小、痛苦、惧怕上学,影响是巨大和长远的，不可忽视，因此，建议针对虐待儿童的行为，进一步加大惩罚力度。提高虐待罪的法定刑，对虐待儿童的行为还要“罪加一等”，从重处罚，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，对于最有可能接触儿童和发现儿童受虐的人群设立强制报告制度，完善管理措施，通过完善法律来切实威慑和打击社会虐待儿童行为。

　  综上，是笔者对现行虐待罪的粗浅认识，仅供参考。